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探望钱学森老人。老人在总理面前批评了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存在问题。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在此后温总理的三次探访中，钱老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并且提出了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以提升人才的文学艺术素养促进科学技术创新的想法。

     暂且不论钱老提出的方法对于促进科技创新是否有效，老人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就值得每一个人深思。从建国以来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到十年动乱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9高校扩招，到2009年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直至最近教育部在11月10日发出通知要求“学术型研究生减招5%到10%，扩大专业学位招生比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不断地进行着。然而，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例，自该奖在2000年设立以来，14位获奖者中有11位是在1951年大学毕业的。今年华人科学家高锟因为在光纤技术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杨振宁也预言过“20年内中国本土必将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中国研究人员在每年论文发表数量上已经仅次于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学术大国，但我们发表的论文中有多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之作呢？我们的论文中有多少能够像E. F. Codd的文章那样开创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美元，经历近40发展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方向？我们的论文中又有多少能提出B树、R树这样简单高效的模型或方法？数量的增加说明我们的研究人员做的工作得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更多认可，可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够取得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在看似庞大的论文发表数量前沾沾自喜。

     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我看来，中国缺少的不是人才，而是让人才从事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从而变得“杰出”的社会环境。

     一个科研人员是否杰出，评价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取得了非常重要、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的科研成果。然而从研究课题的角度看，国内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往往是一些需要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研究课题，很少有研究人员能够静下心来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那些难度大、周期长的题目。科研人员的研究经费都来自于政府财政的支持，如863计划、973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等。在申请科研项目的时候，研究人员需要给出明确的开题时间和结题时间，周期从两年到四年不等，总体上来看周期偏短。这种限期结题的评价方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学术研究中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为了保证课题能够按时结题通过验收，研究人员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发表更多的论文、如何尽快取得研究成果上，方方面面的压力使他们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从事真正自由独立的学术研究，怎能奢望取得“杰出”的研究成果？当科研项目变成了一种任务，在这种环境下谈创新谈杰出已然成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表现。

     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10月在杭州出席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时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学术官僚化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术界的巨大问题。在学术界中，外行领导内行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验收科研项目成果的标准变成EI、SCI、ISTP检索文章数量、顶级会议和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要求研究人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当我们的文章发表之后没有人阅读没有人引用时，我们又何谈“创新”何谈“杰出”？

     如果有一天，在评定教授职称的时候把文章引用次数作为比文章数量更重要的因素考虑时，也许中国培养出“创新”“杰出”人才的日子就不远了。